PG电子（Pocket Games Soft）全球顶尖电子游戏开发商[永久网址:363050.com]！官方平台，提供PG电子APP下载、试玩体验，安全稳定，支持iOS/安卓，立即注册畅玩！城市与乡村的变迁，是百年中国社会最深刻的变革之一。它全方位影响了中国社会生活与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并在文学书写中生发出了丰富多彩且生动鲜明的表现。“乡下人进城”叙事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个贯穿性的主题，这一叙事范式与百年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间纠结着复杂的双向同构关系。“乡下人进城”叙事的发生、兴起、高潮、转向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呈现出高度的历史同构性。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文学表征，其不仅承载着中国文学现代化建构的重要使命，更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和话语方式，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关系变迁的文化镜像。在当代，“乡下人进城”叙事彰显出新的时代内涵与价值面向，它以叙事文学的审美自觉，立体地呈现出中国的城乡巨变之景。“乡下人进城”叙事是审视中国城乡关系嬗变、考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条独特路径，也是透视百年中国社会历史变迁、文化精神结构的重要表征。

　　作者：赵学勇，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贺燕燕，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乡下人进城”现象是19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重要社会潮流,也是新时期以来尤其是新世纪文学的重要表现对象。“乡下人进城”叙事话语的兴盛是在当代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时代大背景下产生的。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突飞猛进的现代化转型时期，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人口流动加速，众多乡下人纷纷背井离乡、逃离土地、进城谋生，由此催生了“城市异乡者”这一庞大群体。这一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成为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的素材和灵感来源，使得“乡下人进城”小说形成“井喷”之势。“乡下人进城”叙事“关涉到中国现代化语境中最广大的个体生命的诸般复杂因素”。无论是城乡关系的对立、融合，还是人物在城乡流转、折返中所呈现的生存样态、生命体验，都在“乡下人进城”小说中得到了丰富多元的表现。通过对其历史脉络进行追根溯源、厘清其发展路径，可以进一步审视乡土中国在经历现代化城镇转型过程中，所造成的社会历史的变迁，体察文学创作的现代化追求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变革之间的同构互动、互为映衬的关系及所呈现的文化图景。

　　“乡下人进城”叙事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绵延不绝、源远流长的历史。费孝通认为，在农耕文明社会里“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中国乡村的农民鲜少有空间上的规模性流动，乡下人进城从未成为一种社会主流趋向。在卷帙浩繁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乡下人进城”并未形成单独的叙事主题，也没有作品对这一现象进行正面叙述，然而经常游历四方的文人势必会感知到城乡间的差别，因而在古代诗歌、话本、笔记小说、戏曲中时而可见有简单零碎的相关表达。比如诗人孟浩然、白居易皆以城市之喧哗反衬田园之寂趣：“弊庐在郭外，素产唯田园。左右林野旷，不闻城市喧”；“寂无城市喧，渺有江湖趣”。城乡之间的差异初步呈现在古典文学作品当中。

　　中国古代的“乡下人进城”，是一种自发的、偶然的、短暂的、零散的行为。因为古人对城乡结构的对立没有清晰的认识，对乡村的认知处于混沌之中，所以作者对此现象的描写大都是无意识的、偶发的。这使得古代文学语境中的“乡下人进城”多指乡下人“偶一入城却有着文化指向意义的即时状态”，多描写见识浅薄的乡下人因偶然的机会进入城市，因对城市事物的不熟悉而闹出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或面对新鲜事物产生的瞬间心灵震撼。《红楼梦》中的“刘姥姥进大观园”便是古典文学作品中最经典的“乡下人进城”故事之一。而不是我们现在通常理解的乡下人或自觉或被迫地短期或长期的由乡入城的生活，因此还未触及城乡两种文明的冲突，文学作品中自然缺乏叙事的自觉与深度。所以中国古代古典文学中的“乡下人进城”叙事模式只表现为一种萌芽的性质，但可以说是现当代文学“乡下人进城”书写的先声、源头。

　　“乡下人进城”作为一个具有主题性质的叙事始于以上海为中心的晚清吴地小说中。在东西方文化、现代与传统文明的激烈碰撞、融合中，上海这个半殖民地化、现代化色彩浓郁的沿海城市成为国人心目中新兴都市的代表，与古老乡土中国形成了鲜明对比。乡村在中国文学史上并非自觉的产物,它是一个现代的概念。城市的兴起促进了对乡村的审美文化认知，“乡村是20世纪中国伴随现代城市意识的觉醒而获得的社会意识”。“与中西、古今密切相关的集中而重大的命题，体现在文学创作、文学研究和文学史书写上的，那就是城与乡”。所以早期“乡下人进城”叙事首先出现在吴地小说中，虽然此时期作品中所提及的“乡村”是一个笼统的代名词，但“城市”有着特定的指称，即上海。城与乡并不是单纯指行政区划上的命名，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文化审美概念，即先进对落后的优势，相对于上海这个大都市而言，吴地区域内的苏州、杭州等周边城市也是一种“乡下”意义上的存在。在第一部城市小说《风月梦》中，“乡下人进城”作为叙事主题已经初见端倪。乡下人穆竺慕名来到城市，却在城市经历各种窘迫，最后返回乡村过上了舒适生活。但穆竺在全文中只是边缘人物，乡村与城市的隔阂、对立表现得还不是很突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正面叙写乡下人进城的小说。

　　而到了第一部展现半殖民地半封建背景下不断繁荣的现代都市景观和社会风貌的小说《海上花列传》，“乡下人进城”叙事主题才算真正形成。小说以乡下人赵朴斋、赵二宝兄妹的上海生活串联起整个文本，“极为鲜明地把乡下人到上海‘闯世界’作为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来描写”。城市与乡村具有了文化意义上的隐喻，“乡下人进城”作为一种叙事模式不再是文学作品中的零碎情节，而是两种文明碰撞的现代寓言。乡下人因向往进入城市，最终返回乡村寻找救赎，成为此后“乡下人进城”内涵的应有之义；而离乡—在城—归乡成为固定的叙事线索一直延续到当下的文学创作之中，正是这部小说有着恒久艺术魅力的一个原因。后来的相关小说，如《海上繁华梦》《海天鸿雪记》《文明小史》《九尾龟》等都是在它基础上的扩充与深化，或极致描绘都市的繁华与幽暗，或深入揭示进城的乡下人在心灵迷失与回归中的矛盾与挣扎。在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的晚清阶段，以《海上花列传》等为代表的“乡下人进城”小说率先呈现了被时代洪流裹挟入现代化历史进程、却又被现代化文明损耗生命与心灵的特殊群体的生命样态。

　　晚清吴地小说对弱势个体生命尊严与价值的观照，对现代性消极面的揭示，对人性复杂性的挖掘，展现了文学现代性意识的萌发，标志着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化。《海上花列传》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自它开创了“乡下人进城”这一叙事主题之后，在此后百余年的时间里，这一叙事模式的书写便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常说常新，经久不衰。“乡下人进城”叙事书写了百年中国从乡土中国变革为城乡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发展中的复杂历程，记录了中国城乡迁移的历史走向，呈现了进城的乡下人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的生存样态，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伴随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文学的想象性表达，是中国社会从农业文明转向现代文明的一种文化表征，是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重要镜像。

　　中国现代性的发生，不能仅仅认为是单纯的思想或认知转型，作为与现代工业文明密不可分的发展进程，更是象征着整个生活方式或生活世界的转型，因而“现代性，归根到底是人的生存体验问题”。晚清“乡下人进城”小说的叙事正是基于中国特定的社会阶层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所特有的现代性体验而展开的，是中国自前现代初入现代社会的衍生物，其叙述话语与晚清民众对中国现代性体验轨迹的理解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形成了文化、体验与审美互动的阐释模式。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国家，在战争之后，向西方现代社会开放并以其为参照步入现代化之途，由此参与现代全球化历史的生成。晚清“乡下人进城”小说正是在此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描绘了长期生活在封建传统农耕文明社会的中国乡民进入城市后首次与西方现代文明接触，面对城乡生活差异所产生的惊诧、艳羡、奋斗、堕落、救赎等五味杂陈的生命体验。中西、古今在中国大地上的早期交锋在进城的乡下人中发生着更为强烈的化学反应，较之长期生活在城市或乡下的人群有着更为突出的表现。因而可以从其生存境遇的变迁较为清晰地管窥百年前的中国人在与西方现代化文明初遇时剧烈激荡的生命图景，以及所经历的日常生活、价值规范、心理模式、精神气质、性格结构等的转变。

　　进入20世纪以来，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逐步破坏了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输入国内，从而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城市商品经济由此得到迅猛发展。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主义的重压之下，在西方列强工业品的冲击下，小农经济解体，大量农村手工业者破产。农民生活难以为继，便纷纷从萧瑟衰败的乡村走向蓬勃发展的城市，这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乡下人进城，也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最突出的社会现象之一，这种特定的时代特征自然会投射到当时的文学创作中。“乡下人进城”的自觉叙事便发端于此，此后发展成为贯穿中国现当代文学极为丰富鲜活的叙事主题之一，其最显著地表现在现代乡土小说的创作当中。

　　20世纪初，中国乡村的经济凋敝和西学的蓬勃兴起形成合力，促使乡村知识分子聚集到城市，成为“乡下人进城”群体中的部分代表。中国新文学史上有了第一批同时对乡村生活经验和城市寓居经验有表达能力和美学兴趣的创作者。正如鲁迅所说：“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他们告别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侨寓城市，以城市知识者的身份，开始了对乡土中国的现代性叙事与建构。叙事者的特殊文化身份和漂泊灵魂产生的独特叙事视角和情感体验，是现代乡土小说形成的重要因素。“城市”的异乡体验使他们无法作为现代城市生活的观赏者陶醉其中，批判城市的生活并充满痛苦的怀乡，是早期乡土小说的重要特征。侨寓作家在城乡生活背景的转换中形成了一套新的观照故乡乃至古老中国的现代启蒙思想话语，借此重新审视乡村。乡村或以国民劣根性的集中展览地，或以乌托邦的桃花源景致在现代小说中频繁出现，而城市作为对立面，或是现代文明的有机生命体，或是藏污纳垢、万恶渊薮的黑天堂。这样的书写流露出浓郁的乡愁意识，既表达了对古老的乡土中国如何走向现代的追问，也蕴含着关于现代文明转型、文化变迁路径的思考。

　　五四知识分子在“为人生”的文学信念驱动下，致力于在创作中将“知识性的理论附加于在其影响之下产生的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然后变成都市文化和对于现代生活的想象”。五四启蒙文学思潮中的“乡下人进城”叙事成为反封建宏大主题中的重要一支，乡土中国的愚昧和麻木，在现代启蒙视野下凸显了出来。作为新文化的代表人物，鲁迅超越简单的土地与农民及“在乡与离乡”关系的认知维度，“把笔触延伸到国家和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广度和深度的哲理中，从而引导国民抵达……已经取得中国百年艺术审美共名和共鸣的‘国民性’表达的必由之路上”。鲁迅1920年创作了短篇小说《风波》，主人公七斤每日往返于乡村与城镇之间谋生。他因进城被剪去辫子，成为张勋复辟风波中的焦点。这一设定体现了农民与城市间的早期互动，若严格界定“进城”为长期定居或深度参与城市生活，则七斤更接近“城乡流动者”而非“进城农民”的身份。七斤的进城更多是功能性叙事需要（如推动“辫子风波”情节），鲁迅通过这一形象旨在揭示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被动性与愚昧性而非深入探讨城乡差异。但在文学史发展脉络上来讲七斤是现代文学中最早通过城乡互动揭示社会变革局限性的农民形象之一。他的进城经历象征了传统乡土社会在现代化浪潮中的挣扎，为后续乡土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照。

　　鲁迅发表于1921年的《阿Q正传》中的阿Q曾短暂进城以谋生，并成为其炫耀“中兴”的资本。这一进城情节在文本中是人物命运的重要转折点，在社会文化语境中是一种批判性的话语装置。阿Q的进城并非单纯的物理空间转移，而是通过其“精神胜利法”暴露了传统乡土社会在现代化冲击下的心理畸变。他的进城行为（如偷窃、短暂的“革命”幻想）揭示了一种“伪现代性”——表面上接受城市文明，实则被旧文化逻辑裹挟。鲁迅通过这一形象直指民族文化心理的痼疾。阿Q的进城经历折射出20世纪初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悖论：城市作为西方文明的移植场域，未能催生真正的现代主体，反而成为旧文化借尸还魂的温床（如阿Q模仿“革命党”剪辫子的闹剧），鲁迅借此表达了对社会转型期现代化寓言的反思与质疑。七斤、阿Q的短暂进城经历无疑为后续“乡下人进城”叙事提供了雏形，并为这一叙事开拓出巨大的书写空间，预示了城乡二元对立将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矛盾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尽管鲁迅在作品中未对“城乡关系”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冲突进行正面书写与探讨，只是将主人公进城视为推动故事发展、深入聚焦灵魂劣根性和革命妥协性的叙事情节。但这两篇作品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可持续延展性的叙事资源，可谓“乡下人进城”叙事的滥觞，凸显了文学经典所具有的开放的巨大精神空间和丰富内涵，同时昭示了鲁迅对时代的敏锐感知力、预见性与前瞻性。

　　沿着鲁迅开拓的新的创作路径，文坛有意识地将“乡下人进城”这一现象纳入乡土小说的文学讲述中，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展现农民悲苦命运，揭示“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同时流露出浓郁的地方色彩与乡土气息。他们将乡土/城市从单纯的区域空间转化为现代性批判的载体，通过个体的命运沉浮，深刻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城乡冲突与个体命运的交织，映射出中国社会转型初期的深层阵痛。潘训于1922年3月开始创作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乡心》喊出了“农村衰败的第一声哀叹”，可谓是现代文学中最早正面讲述乡下人进城的小说。主人公带着对城市的憧憬离乡，却在都市中遭遇物质压迫与精神异化，最终陷入既无法融入城市、又难返故乡的双重困境，这种现代性悖论此后反复出现于同类作品中。丁玲《阿毛姑娘》中的阿毛在游历过上海后，第一次对命运和阶级的巨大差异有了认知，作者借阿毛自杀表达了对中国农村妇女悲苦命运的哀叹和农村文明日渐消弭的感伤。老舍在《骆驼祥子》中以细腻的文笔描写祥子进入城市后的悲剧命运，从文化与人性的角度拒斥都市文明，鞭辟入里地批判了都市对美好人性的扭曲以及金钱至上主义对传统人伦关系的腐蚀。沈从文身体力行从湘西桃花源走进现代化大都市，并在文学实践中创作了《丈夫》《贵生》《王嫂》等“乡下人进城”小说，道出了中国乡民在城市文化冲击下不可避免的焦虑以及对命运无法把控的惶惑不安感，这是当时那个波谲云诡的社会中所普遍流行的一种时代情绪。贵生、王嫂们从湘西边陲之地进入城市，虽对现代文明有所接触，但从未改变乡下人固有的保守、怯懦的秉性，始终坚守着乡土文明的道义观。现代作家以批判性的笔触呈现中国城乡现代性变革中的历史逻辑与乡下人个体生命逻辑中的悖离，以期致人性之全、实现民族自强；在文学叙述中借助于对乡土、传统文化的破坏与重建，建构合乎现代性精神的中国，表达了通过文学想象与社会历史互动的意愿。

　　现代乡土小说中“乡下人进城”叙事的变种是乡下知识分子进城后还乡的表达，二者的创作机制都是基于城与乡、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是现代乡土作家或身体返乡或灵魂还乡的产物。知识分子返乡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都市文明急剧扩张下乡村的破败，正如鲁迅《故乡》开头的景物描写映现了乡村的遽然衰败。叶绍均的《悲哀的重载》通过“我”在航船上的所见所闻展现了乡村的凋敝。蹇先艾《到家的晚上》十年还乡的“我”面对颓圮的乡下老家中飘荡的煤油灯、坍塌的砖墙、垂垂老矣的老仆，不禁对现代化大潮中日益凋敝的乡村感到悲怆。许钦文的《这一次离故乡》，王鲁彦的《黄金》，王以仁的《还乡》道出了乡人的势利、拜高踩低，乡村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此外乡土作家的《赌徒吉顺》《鼻涕阿二》《水葬》《菊英的出嫁》《怂恿》等虽没有表层的返乡叙事情节，但都是在外的游子在精神上返顾故乡后而完成的对乡村的批判与悲悯。鲁迅的《孤独者》《在酒楼上》是一种反启蒙的启蒙叙事。作品中的“我”、魏连殳、吕纬甫失去精神原乡的苦闷与抑郁，在现代都市文明与传统宗法文化中面临双重失落的心灵困境一直延续到当下进城的乡下人叙事当中。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乡土作家书写的乡下人在城乡两种文明遭际中的国民劣根性和病态人格，呈现出审美和思想的现代性批判色彩。蹇先艾的《在贵州道上》，吴组缃的《菉竹山房》，师陀的《果园城记》《无望村的馆主》等相较于前述的启蒙小说缺少了批判与审视乡村的意味，作家更倾向于冷静的、隐匿意图的写作方式，向读者讲述归乡的所见所闻，描绘故乡的人、景、物、事及生老病死和爱恨情仇。从展现乡村外景的衰朽，到批判乡村百姓的愚昧，再到平静地描摹乡村民众的生活图景，这不断变化着的“还乡”叙事模式，呈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乡土中国现代化大潮从拒斥、徘徊到接受的心态转变，以及从对单维的概念性人物的塑造到一步步切近对历经饮食男女、死亡贫苦之喜悲的凡夫俗子的书写，“乡下人进城”叙事也在对真实的生活与“人”的切近中逐渐成熟、自觉、丰满起来。

　　1930年代，中国文学步入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以唤醒民众阶级觉醒、实现阶级解放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与左翼文学阶段。左翼文学的重大建树在于对文学的阶级性的理论发现与实践，它将五四文学之于“个人的发现”推向“阶级的发现”与“大众的发现”，成为中国现代化革命的重要精神力量。此时“乡下人进城”以敏锐、自觉的姿态发时代之先声，它的文学讲述与革命叙事有了紧密的关联，进城的农民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潜在力量，从而以阶级斗争遮蔽了传统与现代对立的启蒙叙事结构。王统照的《山雨》作为左翼文学的代表作，其重要意义在于突显了革命的宏大叙事。奚大有的苦难进城史，暗示在乡村中的农民、城市的工人中孕育着革命的种子。丁玲的《奔》揭示了城乡之间的剥削者与广大贫苦农民的尖锐阶级对立。茅盾的《子夜》表现了各类不同阶层、年龄段的乡下人进城后的命运遭际，反映的社会生活横截面丰富宽广，侧面凸显了阶级斗争的历史事实。吴老太爷的死亡是乡村与都市、传统与现代相互抗衡的结果，正如茅盾所说：“去罢！我已经看见五千年老僵尸的旧中国也已经在新时代的暴风雨中间很快的在那里风化了!”在1930年代之后，随着现代作家都市生活体验的丰富和革命思想的成熟，他们渐渐从远离农业文明的失落中走出，积极拥抱现代都市文明，以革命信仰克服了在乡城空间流转中所产生的割裂感。“乡下人进城”叙事所内蕴的文明冲突、国民性启蒙、现代性变革的原有主题都逐渐被左翼革命、阶级斗争所取代，这是现代文学富有时代使命感的必然选择。

　　“乡下人进城”叙事在现代乡土文学中所表达的个性启蒙的主旨，在左翼文学中所突出的农民阶级革命的“集体性”讲述，都表明其在中国的现代化变革中发挥着重要的精神建构力量。“文学是乡土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途径”。现代“乡下人进城”叙事是在20世纪前半叶启蒙、革命、救亡的时代浪潮中发生发展的，在传统与现代、城与乡的比照中完成对社会人心的批判与重塑，同时对中国革命的现代化进程做了恰如其分的阐释，因而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与意义。

　　“乡下人进城”这一概念的出现是由于中国的现代化驱动的。从晚清直至现代文学史中的“乡下人进城”是乡土中国的现代化变革催生的，是一种主要在生存本能、经济因素驱使下的个人的、自发的行为。而在“十七年时期”的国家文学体制下，“乡下人进城”被赋予了政治现代化的特殊内涵。城市、乡村的优势地位由于战争、政治因素发生扭转，城市、乡村的对立转化为阶级意识形态的对立，农村成为改造城市的场所，人们秉持着批评城市、认同乡村的价值立场，由城入村、上山下乡成为时代主流。“乡下人进城”被视为一种“高度政治化的行为”，“乡下人进城的欲求与个人道德品质搭上了直接关系”。这时乡土文学常被称为“农村题材作品”，小说中的乡下人进城是被体制认可的“上城”，大多数人进城的方式是工厂招工、知识分子考学，或者下放的城里人、知青回城等。在当时的政治语境和政策精神要求下，农村人扎根农村、积极投身农村建设是政治觉悟高的表现，是受到推崇的光荣行为；而艳羡城市生活、嫌恶乡村是好逸恶劳、不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的行为，是落后不追求进步的表现。如《水滴石穿》中的张小柳抛弃乡下的未婚夫而进入城市找工作、考学，在经历一系列挫败之后，灰头土脸地重返乡村，醒悟到自己的前途在农村的广阔天地。而与之相反的是《艳阳天》中的焦淑红政治觉悟高，思想素质过硬，不贪恋进城的机会，认为留在农村最光荣，一心一意留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二人不同的人生际遇、不同的价值取向昭示了乡村从新中国成立初到“文革”结束之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相对于城市的优势地位。此时的“乡下人进城”叙事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过度强调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从而遮蔽了城乡两种文明相遇造成的根本矛盾——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现代化历史逻辑与乡下人生命逻辑的悖谬。

　　进入新时期，“乡下人进城”的叙事内核才得以重新显现，并生成了新的时代质素。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经济建设成为国家工作重心，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关系再次凸显，城市以广阔的劳工市场、优质的生活资源吸引着众多乡下人。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急遽推进，“乡下人进城”热潮迅猛发展，偌大的城市里蜗居着众多异乡者，这样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自然引起文学创作者的关注。当代作家与当代社会积极对话，在早期乡土文学的叙事模式与精神内涵基础上生发出了新的创作元素，规避了社会共名时代的政治神话，着眼于个人的生命体验，以此映衬时代情感结构的变迁。一批小说家和批评家视“乡下人进城”讲述“是对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农业古国的互动过程的特殊性的关注，是对现代化过程中占人口最大比重、变化着的中国乡下人生命的尊重，同时也是从个体生命的角度对当下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反思”。在小说中，进城的乡下人携带着乡村前现代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与道德伦理在融入现代化城市过程中承受着生命不可言说的沉重，作品通过对他们艰难融入现代化城市过程的讲述，展现城市社会对待乡下人的态度和方式，诉诸全社会关心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存境遇，理解他们在中国城市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尊重他们作为“人”的生命价值与尊严。

　　1980年代的中国社会处于各种文化思潮杂糅，新旧文明交会的十字路口，解冻复苏的变动迹象投射在人的思想精神上，个体如何在时代巨变中安放自我成为人们共同面临的难题。这一时期涉及“乡下人进城”叙事的代表作品是《陈奂生上城》《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浮躁》等，展现了城乡之间物质文明的悬殊差异。此时城乡的二元对立瓦解了对农村做乌托邦化、诗化处理的可能，描摹出中国乡村和城镇在深刻的现代化变革中的世道人心。“当乡土社会的现代转型真正开始时，乡土与城市作为一对差异性的范畴再次进入文本表征的空间。”陈奂生是继阿Q之后又一个具有深层次文化含义的农民形象，陈奂生的精神谱系既承载着未完成的启蒙工程遗产，又折射出社会转型期农民在观念上的正面重塑。在陈奂生的命运转折中表明了高晓声对新时期的现代化所持的肯定态度，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与启蒙齐头并进的，在实现乡土现代化的过程中，国民的精神面貌悄然发生了改变，改造国民性的课题有了突破性进展。此后贾平凹的《阿吉》《高兴》，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等一批叙述“乡下人进城”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残存着阿Q的某些品格。这也从侧面体现了阿Q形象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以及现代性启蒙事业的未完成。

　　高加林、孙少平、金狗等身上浓缩了1980年代农村青年的集体心灵史，他们所面临的人生困境是这一时期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矛盾性冲突的缩影。作为改革开放时期的农村奋进青年的代表，他们急欲通过个人奋斗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成为吃公家饭的“城里人”。高加林失败的悲剧在于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村青年的结构性压迫，路遥通过他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知识者的精神困境——被城市文明拒斥，又难以认同乡土传统，最终成为“悬浮的一代”。相比于高加林的现实性，孙少平更加理想化。路遥在孙少平的身上倾注了对身处城乡交叉地带的农村青年的期待，虽无法为苦苦挣扎的他们指明一条光明大道，但给予了其积极奋进的精神力量。金狗的个人成长与乡村政治经济变革紧密结合，他不仅是个人奋斗者，更是乡村改革的推动者。贾平凹借金狗的社会参与指向集体行动的复杂性，揭示了改革进程中乡村社会中权利结构的矛盾，拓展了农村叙事的广度。路遥、高晓声、贾平凹率先触摸到了时代的脉搏，丰富了现代启蒙话语的维度；又充分显示出经济变革对农村社会的人际关系、农民观念意识带来的重大变动，展现了新时期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农民的觉醒和主体性建构的努力。

　　相较于1980年代，1990年代之后的“乡下人进城”叙事更具有“问题小说”的意识。这些小说“涉及逃离土地的青年一代农民如何在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找到新的生存起点这一严峻问题”。苦难叙事与女性叙事是此一时期作家聚焦的重点。《被雨淋湿的河》中陈村的儿子、女儿南下打工，最终惨死他乡。《泥鳅》中的一群人进城后历经“招工陷阱”、疾病、死亡等生存困境，被城市最终抛弃。《小黄米的故事》中小黄米出卖身体，从事地下卖淫行业。《家里乱了》中乐果和丈夫苟泉在城市中追求金钱、堕落、幻灭，最终失去了自我、家庭和婚姻。这些作品多采取审美现代性的批判立场，呈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弊端，表达了作家对现代性的质疑、反思与焦虑，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拒斥现代性，其“对现代性的置疑和批判本身构成了中国现代性思想的最基本的特征”。此一时期的“乡下人进城”叙事正是在这一维度上实现了文本的现代性创造。

　　现代乡土小说中“乡下人进城”的叙事主体主要是被鲁迅称为侨寓者的中国现代新式知识分子。而到了新时期，创作主体的身份较为多元，除了有作为“新侨寓者”的早已中产阶级化的精英知识分子之外，还有接受了一定文化教育、已具备写作能力的叙述者与被叙述对象二者身份于一体的进城的“打工者”。打工者写打工生活的文学作品被称为“打工文学”，是1980年代在珠三角等改革开放前沿城市兴起的一种文流。进城打工的青年林坚发表在1984年第3期《特区文学》上的短篇小说《深夜，海边有一个人》被视为“打工文学”的开山之作。此后涌现出了张伟明、安子、王十月、柳冬妩、郑小琼、郭金牛等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打工作家”。“打工文学”一度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热点话题，可谓“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后难得一见的文学奇观。打工作家有着在一线实地工作、生活的经历，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体验为蓝本，以素朴的笔调、平实的语言、切实的情感详尽地向大家展示打工者的实际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陈述打工生活的苦难、挣扎、绝望与烦闷，“工场里的日光管没日没夜地亮着，几百名女工在苍白的光线下，默默地听着缝纫机的声音，眼睛布满血丝，泪水盈盈，目光聚集在那根快得像一条线的车针上”（林坚《别人的城市》），写出了工厂流水线上的高强度长时间工作对工人身心造成的戕害。“打工文学”记录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生存史诗，它诞生于中国社会裂变的历史夹缝中，其发展轨迹折射出改革开放的复杂面相。进城的乡下人从现代文学中的被动书写对象，到当代文坛中的主动言说者，显示了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现代化的洗礼下，打工人主体意识的勃发、自我生命尊严的提升，以及个体自由度的扩大。

　　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乡下人进城”小说总是呈现出不同的代际特点，作家的书写视角也在不断变化，但不变的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追寻与认同。专业作家大多属于社会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秉持着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本主义信念，对社会的存在状态和生命尊严予以深度关注，在对进城的乡下人的人生命运和生存伦理的展现中表达对其的悲悯、理解及对社会现实的透视、批判。而新时期涌现出来的一批打工作家致力于为自我在内的农民工发声，记录其从农村到城市的迁徙、谋生经历，反映工业化进程中个体的漂泊感、身份焦虑和城乡文化撕裂。打工文学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殊文化产物，具有强烈的自述性和现场感，既是底层群众进行自我救赎的路径，也是观察城乡中国的重要棱镜。

　　21世纪以来，乡土中国经历了百余年坎坷的现代化变革，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后工业文明发展时期。此时期的“乡下人进城”迅猛发展为社会热潮，成为大规模、集体性的社会行为，“乡下人进城”叙事因是一个中国现代化与最广泛的个体生命相联系的线世纪初发展成为一种“亚主流叙述”，迎来了创作的高潮。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国家城乡一体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扎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等政策的落地实施，乡土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乡之间的矛盾得到了缓和，城乡差距逐渐缩小，“逃离”农村的热潮有了逆转的苗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乡村文明建设取得历史成就的结果。“乡下人进城”叙事在城乡关系发生新变的当下呈现出新的书写面向，在承继城乡对峙结构的苦难叙事的同时对其进行了突围，凸显了进城的乡下人的主体价值、人格素质和崭新的生活样态。

　　首先是超越崇城抑乡、城乡对立的思维定式，不再刻意设置极端的城乡冲突来渲染城市的罪恶与乡下人的苦难，而是在日常生活的温情化讲述中凸显城乡融合的趋势与美好愿景。城乡的巨大贫富差距和根深蒂固的“城乡意识形态”，形成了中国社会集体无意识的崇城抑乡的思维模式，进城的乡下人始终处于被城市挤压的弱势地位。以往的文学作品极力渲染城市环境的冷酷黑暗和城市人的矜贵优越，反复言说乡下人所遭遇的不幸。21世纪以来，部分作家着力于摆脱对立叙事的窠臼，在日常生活化的叙事中呈现城乡人民的和谐共处，挖掘乡人的人性尊严与理想道德。《托尔斯泰围巾》中收破烂的农村老人“老扁担”被花桥苑小区的居民视为“自己人”的存在：他的家乡遭受了洪灾，小区居民一起帮他募捐衣物；当他遭受欺辱时，大伙义愤填膺，为他仗义执言，出手相助；在他离世后对其充满思念。这充分展现了城里人和乡下人的温暖互动，打破了城乡的偏见与隔膜。《骄傲的皮匠》以小皮匠的修鞋生活为线索，展现了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变迁。小说通过小皮匠与弄堂里的街坊邻居的互动，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依赖，展现了市井百姓的温情与坚韧。《遍地青菜》中的农家女许小晴在城里当保姆得到了雇主的尊重，实现了把青菜种遍C城每个角落的梦想，她被评为“感动C城十大新闻人物”，演绎了城里人接纳乡下人的温馨图景。在“乡下人进城”的叙事传统中，进城的主人公因为现实和个人的负累，通常都是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的结局，或者如蝼蚁般凑合过活，或者死亡、堕落，或者落寞归乡。“老扁担”、小皮匠、小晴作为新乡下人的代表，为我们展现了另一种可能，那便是凭借自己的坚韧、奋斗和纯良的道德品格在城市有了立足之地，赢得城里人的认可，成了新城里人。这些小说反拨了“乡下人进城”叙事的悲剧基调，重建了温情脉脉的叙事场域，修复了城乡之间由来已久的隔阂，这是中国现代化城镇建设高质量推进的必然走向，在百年中国文学的“乡下人进城”叙事发展中，无疑具有重要的弥补性的价值意义。

　　其次是返乡叙事成为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一种重要现象。一直以来，“乡下人进城”是社会的主潮，而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加速，乡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城里返归乡村在当下发展为新的流行趋势。在以往的“乡下人进城”小说中，乡村被默认抛离了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轨道，是被现代文明乃至进城的乡下人抛弃的存在；21世纪以来乡村现代化的发展被提上日程，“乡下人进城”小说也应时而变呈现出了新的创作面向，“以建设性姿态思考着中国乡村的未来，并试图提出乡村重建的方案”，对乡村未来的发展提出美好愿景与蓝图设计，从而促使文学在日益边缘化的当下重新被关注，成为当代文学创作与现代化种种历史症候最有价值的关联。见诸现当代小说中的进城—返乡—离乡的传统返乡情节结构转向为新近面世的小说中的“进城—返乡—建乡”的叙事模式，如《湖光山色》中的暖暖，《金谷银山》中的范少山，《最后的农民工》中的马离农、翠莲都是入城打工后返乡致力于乡村振兴的新农人代表。甚至有城里的知识分子留在乡村助力乡村建设，如《宝水》中的乡建专家孟胡子扎根乡村办实事，为宝水村设计了美丽乡村建设规划，并推动其付诸实践，为小山村指引了光明的未来。《经山海》中的基层干部吴小蒿积极投身楷坡镇的脱贫攻坚工作，为乡镇建设注入新鲜的生命活力。返乡叙事情节的转变象征着文本意义建构的变化，《宝水》《湖光山色》《金谷银山》等作品一改百年乡土小说所坚持的现代性视野下的思想、文化批判姿态，转而以现代性意义上的乡村建设为导向，探索拯救日益衰颓的乡村，推动乡村重建、发展的可能性路径。这些作品在“新乡土中国”的快速发展中，以文学的方式参与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变革，力争实现乡村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显示出了“另铸乡土时另铸出与之相俦的乡土文学”的努力。

　　与此同时，“乡下人进城”叙事在文体上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围绕这一主题的“非虚构”写作蔚为大观，成为引人瞩目的新兴潮流。这一类型的作品若以创作者身份划分，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学家、社会学家等知识分子书写“乡下人进城”的“非虚构”文本，如丁燕的《工厂女孩》《工厂男孩》《到东莞》，潘毅的《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塞壬的《无尘车间》，张小满的《我的母亲做保洁》，张彤禾的《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吕途的《中国新工人》三部曲等；一类是进城的乡下人书写的记录自我打工生活的“非虚构”文本，如郑小琼的《女工记》，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陈年喜的《活着就是冲天一喊》，范雨素的《我是范雨素》等。前者的写作基于自身实践体验、人物访谈、田野调查、新闻调查等，后者基于个人的生活经验，他们都以强烈自觉的在场和介入意识，真实记录了进城乡下人的劳作和生活，真切地传达了当代中国人在现代化工业生活中的生命体验，表达了对个体生命真正的尊重。“乡下人进城”叙事的“非虚构”写作坚守反思和质疑社会的品格，对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热点话题以及现实存在的问题做出了有力、准确的表达，以“时代文体”之姿态回应时代课题，具有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虽在审美格调上略显粗粝，但丝毫不能遮掩其所具备的社会价值的夺目光辉。

　　百年“乡下人进城”叙事的嬗变史，既是社会史也是美学史意义上的革新，从中可以窥见不同历史语境下思想意识潮流的变迁轨迹；同时作为一种建构现代性的精神力量，又是不同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变革的结果。在清末现代性发生之初，“乡下人进城”叙事展现了古老农耕文明与现代性初遇的惊奇与艳羡。五四时期，西方现代性理论成为乡土作家对封建伦理文化进行启蒙改造的思想利器，同时流露出新式知识分子在新旧变革之际作为“历史中间物”的迷惘与撕裂感。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乡下人进城”叙事与“革命”的宏大叙事交织在一起，显示了政治现代性变革的特征。而到了新时期，“乡下人进城”叙事在当代文坛从边缘走向主流，在历史经验与现实实践的整合中，呈现了多维度、多层次的丰富差异性，讲述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凝聚着国人独特生命体验的中国故事，同时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话语主体性，展现了它的蓬勃生命力。在对现代性或批判或认同的价值取向中，总体上表达了对现代性话语的确认，展示了都市现代文明与乡土传统文明的对抗与相融，显示了文学在城乡关系的重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隐秘而不可忽视的作用。王尧说：“乡土中国的现代化叙事，是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宏大叙事，文学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其中。”“乡下人进城”小说以描绘时代图谱的叙事自觉，对中国现代化图景进行审美表达，在一定程度上以精神力量参与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历史，因而在当代文坛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乡下人进城”叙事是百年中国现代化实践中的重要文学命题之一，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中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现实关怀的重大文学课题。这一叙事传统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保持持久的生命力，根本原因在于其通过文学想象的方式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乡二元结构的变迁、社会阶层的流动以及文化认同的嬗变形成了深刻的互文关系。随着中国现代化步伐加速前进，特别是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乡村的当下，“乡下人进城”叙事无疑拥有了新的时代内涵与价值面向，我们相信它在中国式现代化城乡建设下将再一次焕发出蓬勃生机。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红色文艺与百年中国研究”（21&ZD26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红色中国的域外书写及传播研究（1934—1979）”（21AZW019）的阶段性成果〕